前一版 下一版 2021年05月29日

邱昭山

胶州专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毕业照。后排左一为杜秀兰。

作者与杜秀兰老人合影，左为杜秀兰。

　　今年是高密市机关幼儿园建园70周年。该园最初是高密县委机关托儿所，老园长（所长）杜秀兰还健在，已九十多岁了，建国前参加革命。日前，笔者拜访了这位老园长。
　　在市民政局二号宿舍，笔者见到了杜园长。老人和颜悦色，身材矮小、匀称、硬朗，穿一件大红色棉袄，外套暗红色马甲，戴一幅老花镜，一头银丝向后梳着。老人很热情，思维清楚、健谈，说话语速快。
　　杜秀兰，姜庄镇仁和一村人，生于1927年农历10月28日，1947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她所在的村子属胶高县顺河区，时称“斜北庄子”，村庄两角分别向东北、西北倾斜（清末《高密县志》上称“斜列八庄”）。
　　她姊妹七个，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和哥哥给地主家“扎觅汉”，她帮着母亲拉扯弟弟、妹妹，全家常年吃地瓜干，有时还断顿，她不得不和母亲去要饭。她记得母亲养了两只鸡，下了蛋就攒起来，去集上卖了再买回地瓜干。庄里有集，母亲却大清早起来，挎上盛着鸡蛋的箢子，挪动着小脚，不赶庄里的集，而是朝北，往三十里外的岔河走，到那里赶集，因为那里鸡蛋卖价高一点。因为穷，杜秀兰和她的兄弟姊妹们都没捞着上学。在杜秀兰最初朴素的意识里，参加革命就意味着能吃饱饭了。后来，随着觉悟提高，她认识到，革命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

　　杜秀兰的革命引路人是林良玉。在那风起云涌、激烈复杂的战争年代，两人结下了亲姊妹般的深厚情谊。杜秀兰说：“林良玉比我大一岁。她住在俺家，看到我没有件像样的衣裳，就把身上的小褂脱给我，我不要，她硬是给了我，俺俩轧（念gā）伙得挺好。”

　　林良玉等人是1946年过了春节后来的，区委书记是莱阳人，林良玉是文登人，他们都是从东北县（指胶东半岛东北部或东部）过来的，林良玉当时是区里的妇救会长。住在杜秀兰家后，林良玉让杜秀兰领着到穷苦人家做思想工作，发动穷人闹革命。从林良玉那里，杜秀兰第一次知道了“剥削”“压迫”等词语。杜秀兰只有小名，没有大号，一开始干部们都叫她的小名，要不就叫小嫚。杜秀兰说：“我的大名是林良玉起的。”回忆起林良玉，杜秀兰老人非常动情，眼睛里不时闪动着温暖的光。
　　杜秀兰入了“识字班”（指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农村未婚青年妇女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的扫盲培训班）。她不识字，林良玉就用石板、石笔，手把手地教她和一些青年妇女认字，写字。有时，杜秀兰气馁了，林良玉就对她说：“以后新社会，你不识字怎么工作？”并打比方说：“我看你针线活做得挺好。识字和做针线活差不多，要大胆去做，不要怕人笑话，常戳弄，多写几遍就会了。”在林良玉的鼓励和指导下，杜秀兰从写自己的姓名开始，发展到后来能识几百个常用字，不再是“睁眼瞎”了。
　　杜秀兰清楚地记得她是1947年3月入党。那一天头晌，天气晴朗，杜秀兰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跟着林良玉到一家大户人家的场院，再避到一个草垛旮旯。这时，脱产干部王茂喜已经到了，林良玉郑重地告诉杜秀兰：“今天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我和王茂喜。”接着，林良玉问杜秀兰对党有什么认识，愿不愿意加入。杜秀兰讲不出什么道理，脸都憋红了。她想，林良玉只比自己大一岁，从东北县（胶东）跑到高密来，撇家舍业地领着穷人翻身，图什么？她还把衣服脱给自己穿，像亲姐妹一样，她相信，跟着林良玉走不会错！于是，她红着脸说：“俺不会说话，您叫俺怎么做，俺就怎么做！”质朴的话语，有些害羞但透着坚定。随后，他们庄严宣誓，杜秀兰从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党组织是秘密活动，林良玉告诉杜秀兰，入党的事儿，对谁都不能说，对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入党后，杜秀兰跟着林良玉在本村，也去外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自那时起，她成了一名脱产的妇救会干部。
　　1947年春，胶高县、高密县土改进入高潮。杜秀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领着工作队到姥娘门上，把做过账房先生、积攒下一些田产的亲舅斗争了，土地和浮财都分给了贫雇农。自此，得罪了这位亲舅，两家子再也不上门。
　　1947年夏秋，在杜秀兰的记忆里特别深刻。一是雨水大，雨下得沟满壕平的；二是杀秫秫（高粱）的时候，国民党和还乡团也杀回来了。为躲避还乡团捕杀，杜秀兰跟着林良玉等一行十几人，趁着敌人的包围圈还没合拢，匆忙离开高密县，先向北走，过了胶莱河，再向北，准备撤到莱阳、招远一带。但是，在岔河村（位于平度县城东、凤凰山南）附近被敌人兜住了。当时，只有区中队长背着一杆大枪，腰里别着一把匣子枪，林良玉拿着一把小手枪，其他人都赤手空拳。好在敌人还没发现他们。岔河村外是一片秫秫地，杜秀兰一行人就趴在地里，而敌人就在不远处的山岭上站岗、巡逻。有好几天，他们喝不上水，捞不着饭吃。渴了就扒扒地，扒出一个浅坑渗出水来，然后用手捧着喝。吃不上饭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睛都绿了。正在快支持不住的时候，于中队长和林良玉潜伏进村里，联系上了地下党支部，弄来一布袋谷面饼子。大家伙看到吃的来了，手也顾不上洗就猛吃起来，吃急了噎得够呛。杜秀兰回忆说：“那谷面饼子大长长，吃起来真香啊！”
　　忽然，听到敌人“突突”地放枪，杜秀兰所在的这支小队伍就往枪响的反方向走。由于走得急，秫秫地里泥多，杜秀兰的鞋子跑掉了，她也顾不上找，就光着脚拼命跑。脚被蒺藜扎得淌血，走一步，一个血印子，个子矮小、体格单薄的她全然不顾，她只一个念想，跟上队伍！
　　终于，队伍晚上靠近了一个村庄，忽然听到庄里有动静，杜秀兰听到前头的人传来“都蹲下！”的口令，就一边向后传，一边赶紧蹲下。这时，队伍的负责人派出一人到庄里侦察，与庄里的共产党员接上了头。于是，进了庄，先住到一个小学校里，白天休整，晚上摸黑出了庄，过了一条大河，到了另一个村庄，庄里有人接应，杜秀兰等人被逐一分到户里住了下来。
　　杜秀兰住的那户，是堡垒户，一对老夫妻，有一个儿子当了解放军。杜秀兰和大娘睡一个炕。杜秀兰说：“这是老根据地，房东老两口子对我像亲闺女。”房东嘱咐杜秀兰：“不管谁来都不用说话。”房东把积攒的粮食都拿出来，做给杜秀兰吃。她记得有小米，偶尔有大米，吃地瓜最多。
　　在老根据地住了一个多月，胶东战局有所改观，杜秀兰一行又回到高密，在咸家屯驻扎下来。当时，身上穿的衣裳都已破旧，上级就给发了新服装，女同志发的是灰色列宁服，男同志发的是灰色八路军军装，都发了新鞋子、袜子、被子、褥子等。杜秀兰返回高密后，听说还乡团实行反攻倒算，杀害了很多村干部、共产党员、“识字班”、土改积极分子，有的“识字班”死得很惨，被割去乳房，再搓上盐，活活痛死。杜秀兰想，当时幸亏跟着林良玉跑到老根据地避难，否则，这条命还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
　　1947年底，杜秀兰参加了胶高县在夏庄街召开的追悼烈士大会。她回忆，在村外的墓地上，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很多人，把原来没埋的尸体埋了，该烧的烧了。然后人们簇拥着，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向村中心已经扎起的一个大台子走去。
　　杜秀兰记得参加追悼会的胶高县的领导有县委书记、县长、武装部长、宣传部长等。台上的后半部分排满了烈士的牌位，台下挤满了人。追悼会开始后，有苦大仇深的人接二连三地上台诉苦。聂家庄的“聂大个子”，比杜秀兰大五岁，也比她早一些出来参加革命。聂上了台，边哭边说：“还乡团把俺爹娘、哥哥嫂子都杀了，家里就剩下俺一个……俺庄上有一条胡同，人都让还乡团杀绝了……”说到这里，就哭得“哇哇”的。台上的人哭，台下的人也哭，哭成了一片。那场面，至今想起来，杜秀兰老人还唏嘘不已。
　　1948年底，杜秀兰到胶县党校参加学习，林良玉也一同参加，两人住一间屋。在学习期间，杜秀兰看到林良玉哭了一次。原来，林良玉当时与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崇谈恋爱，李崇接到命令，准备随军渡江南下，几天内就要动身。林良玉想跟着李崇一同南下，但是两人未结婚，组织上没有批准申请。林良玉跟李崇深谈了一次，知道不能一同南下，回到住处守着“闺蜜”杜秀兰大哭了一场，把眼睛都哭肿了。杜秀兰也陪着抹眼泪。
　　从胶县党校学习结束后，杜秀兰和林良玉回到高密，碰上胶高县与高密县合并。不久，林良玉工作调动，临行前与杜秀兰告别，特意把跟随了自己多年小手枪和包手枪的皮套赠给了杜秀兰。杜秀兰被任命为顺河区妇联主任。林良玉还教授了杜秀兰一些做妇女工作的经验，可惜，自此后杜秀兰再也没有见过林良玉。后来打听，才听说林良玉到潍坊工作了，但具体在哪个部门，她也不知道。没能再次见到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像亲姊妹一样的林良玉，成了杜秀兰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她神色有些黯淡和伤感地说：“林良玉可能早就走了（去世了）。”
　　当了妇联主任后，她拼命工作，走村入户，做妇女思想工作，启发妇女觉悟，鼓励妇女勤俭持家，参加农业生产，有时还要调解婆媳纠纷。她不叫苦不怕累，带头下地劳动，领着农民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顺河区的妇女工作走在了全县前列，受到了县领导的表扬。
　　1955年8月，杜秀兰调任县委机关托儿所所长。此前，她被派往胶州专区（高密县时属胶州专署管辖）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被任命为坊岭区妇联主任，一个月后，就被安排接替丛树国（女），担任托儿所第三任所长（第一任所长为李茂云）。对原是文盲，经过多次扫盲和培训，虽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但文化程度依然不高的杜秀兰来说，当托儿所所长，是人生的一大挑战，也是其高光时刻。
　　据1995年版《高密市教育志》载，县机关幼儿园始建于1951年，开始园址在东关刘家街，始为托儿所，入托幼儿不足10名。1953年于城里新德街23号建新所，盖房子24间，入托幼儿20余名。1955年入托幼儿近40名。杜秀兰则回忆，机关托儿所开始建在东关马家街（往北即刘家街）东头，邻近老红军邱永贵的住处，自东关教堂西门往南走不远就是。
　　后来，托儿所迁到城区东北角，紧挨着老城墙。据《高密村庄大典》载，园内原有感化寺，该寺供奉着佛像，匾额题字为清代高密书法名家单书田所书，相传单书田在一场大雪后来了灵感，用拄着的拐杖即兴在雪地上写下“感化寺”三个大字，被有心人士拓下，制成了匾额。
　　杜秀兰到托儿所上任时，收了一个大班，她记得有八个孩子，如吕光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儿子，县妇联主任潘月凤的两个闺女，文化科长李星（音）的两个儿子，王敬民的闺女，公安局一位副局长的儿子等。不到一年，又收了一个小班，有三四个孩子，年龄在一岁到两岁之间。
　　当时，杜秀兰是所长，兼着会计、保安，所里还有几名保育员，一个姓袁的老头。袁老头是平度人，驼背，也是一个老革命，负责做饭。那时，县委门朝北，托儿所距离县委、二号宿舍、县广播站（住址原为一户李姓人家的老宅院，俗称“榆林府”）不远，所在的新德街西接城隍庙街。托儿所的大门朝南，进了大门，向北有一条不宽的主路；路西是一排三间的平房，为办公室兼值班室、仓库，里面只摆着一张小桌子；路东是三排平房，是孩子们活动的教室，东北角是一间小厢房，做了伙房；厕所在院子的最北端、偏西；托儿所的东、北是老城墙，北城墙下，隔一条小路是曹家楼；还有一眼水井，在路东侧，第一、二排平房之间。
　　那时，入托儿所的孩子是全托，有的只有礼拜六才能回家和父母团聚，有的好几个月住托儿所，因为他们的父母往往要下乡“蹲点”，深入基层抓农业生产、合作化等工作。杜秀兰和保育员们的职责，是给孩子洗衣服，孩子拉尿要及时清理，照顾孩子吃喝，还要领着孩子们做游戏、做操；谈不上对孩子进行语言、计算、美术等方面的教育。托儿所的袁老头只给孩子们做饭，所里的工作人员上县委食堂打饭。中午、晚上，杜秀兰和保育员要轮着值班，精心看护孩子，确保不出安全问题。
　　杜秀兰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她带头给孩子洗衣服，讲故事，孩子哭了，想办法哄孩子，给保育员们作出了榜样。潘月凤的闺女送到托儿所，谁也不跟，谁抱着也哭，就是跟着杜秀兰不哭。
　　托儿所里的那眼水井，是杜秀兰上任后打的。当时，托儿所用水要出去，从“甜水湾”推水，很不方便。杜秀兰就力主在院子里打一眼水井，向上级打了报告。1957年夏，上级批准了，杜秀兰雇人打井。打好后，考虑到女同志力气小，从井里提水不便，杜秀兰就想把水井改为自动压水井。她一个人，坐火车到潍坊买自动压水井用的机器。买上了，她个子小拿不动，人家说可以给寄回去，她就同意了。回到高密，她一宿翻来覆去，没睡实落；她想，万一人家不给寄怎么办？第二天下午，机器到了托儿所，她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当白花花、清粼粼的井水，从自动压水井里一波一波地涌出来时，她开心地笑了，端起第一瓢井水，“咕咚”一声，带头喝了一大口。
　　1950年，杜秀兰与顺河区组织委员杨明礼结婚。1957年秋，她调到柴沟区任副区长。一个月前，她的丈夫杨明礼被任命为高密第三中学（驻柴沟）副校长（1960年任校长）。打井的时候，张玉秀带着四五个保育员，从胶县来到高密，成为机关托儿所的员工，张玉秀拟任新的所长。杜秀兰与张玉秀进行了工作交接。是年11月，高密县委机关托儿所更名为高密县机关幼儿园。1993年更名为高密县实验幼儿园。1994年更名为高密市机关幼儿园。其园址现为高密市机关幼儿园总园所在地（2017年机关幼儿园旧园建筑拆除，拟重建）。
　　在高密市机关幼儿园总园的院子里，靠近大门口，有一棵大槐树（刺槐），树干粗壮，枝叶繁茂，看样子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已成为该园最著名的标志物。现任园长张茹告诉我，这是老园长杜秀兰亲手种下的。笔者问杜园长：“您是怎么栽大槐树的？”她说：“这棵槐树，原来长在托儿所的厕所里，不到一个指头粗，我看到长得怪喜欢人的，就把它剜出来，栽到大门口这里，院子南边。这树泼实，也没有理整，我只是平时提醒师生们‘别踩着它’，它就长起来了。后来听说，大家伙都很爱惜这棵树。往后，它越长越大，没想到这棵树一直留到了现在。”我听说，张茹园长跟机关幼儿园总园的规划设计方说，不管怎么规划，新建成的幼儿园一定要保留下这棵老槐树。古树铭史，老槐树不但见证了机关幼儿园70年的成长和发展，也已成为幼儿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存在和历史标志。日前，笔者老城区办事，特意拐到东风桥附近的小康河，走上河岸，找到机关幼儿园原址，一睹这棵高大挺拔、历经沧桑的老槐树的姿影，并拍照留念。

 

 

 

 

 

 

杜秀兰亲手栽植的槐树。

　　参考资料：1995年版《高密市教育志》，1990年版《高密县志》，《高密村庄大典》，清代光绪二十二年《高密县志》等。